本文我們將以Shaw et al.(2005)小型開放經濟貨幣內生成長模型為基礎，並納入Tobin稅的設計，來進行(1)政策當局一旦宣示未來Tobin稅稅率提高，對經濟體系相關總體經濟變數成長率有何種動態影響的實證面(positive perspective)議題；(2)政策當局一旦企圖追求整體社會福利的極大化時，又應如何選擇Tobin稅稅率的規範面(normative perspective)議題的討論。結果得到：1.不管在動態傳遞過程亦或在長期靜止狀態均衡下，政策當局一旦提高Tobin稅稅率，將會造成實質資本的市場價值與實質貨幣餘額-資本比二者、以及實質資本、實質貨幣餘額與淨產出三者的成長率都將隨著Tobin稅稅率的提高呈現上升的趨勢；但本國通貨膨脹率及貨幣貶值率二者卻會隨著Tobin稅稅率的提高而呈現下降的走勢，而消費成長率皆保持不變；且在政策執行的時刻，實質貨幣餘額與淨產出成長率會往下跳動到長期靜止狀態均衡水準，但通貨膨脹率與本國貨幣貶值率卻會跳躍上揚至長期靜止狀態均衡水準。而消費成長率雖保持不變，但卻仍會隨著Tobin稅稅率的提高而降低。2.在其他情況不變下，Tobin稅稅率的增加有提高靜止狀態均衡時經濟成長率的功效。3.以最適總體經濟政策而言，當政策當局將Tobin稅稅率提高到臨界稅率 時，就能達成經濟成長率的極大，同時也達成社會福利的極大。這個結論與Futagami et al.(1993)所強調的“Barro Result ”或Ott and Turnovsky (2006)所主張的“Barro Proposition ”完全相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