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nghai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Item 310901/8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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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名: 黃易(1744-1802)《嵩洛訪碑圖冊》與清代中晚期訪碑運動之研究
    其它题名: Huang Yi's (1744-1802) Album of Seeking Steles in the Song and Luo Regions and the Movement of Seeking Steles of the Qing Dynasty
    作者: 吳超然
    Wu, Chao-Jen Philip
    贡献者: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東海大學美術系
    日期: 2006
    上传时间: 2011-06-15T08:51:02Z (UTC)
    摘要: 所謂的「訪碑」是指金石考證學者為了蒐羅金石碑版之拓本,親自或託人前往歷史古蹟、名山古剎摹拓歷代之碑刻,以為考證史料;所謂「窮巖絕壁,手自摹搨」(《西泠八家印人小傳》〈丁敬傳〉)就是這種對於金石學極度熱衷的最佳明證。清代的訪碑運動最早可溯及清初的顧炎武(1613-1682)。在潘次耕所著《日知錄集釋》(台北:中華書局,1981)中曾述及明亡之後,顧炎武每至一處轍訪尋當地遺老,探詢當地之歷史、地理與風俗。這種實地驗證、「實事求是」的精神,實為清代樸學的根基所在。顧炎武所著的《金石文字記》六卷,不僅上承宋代歐陽修(1007-1072)與趙明誠(1081-1129)的研究,更下啟有清一代金石學的發展。公元十八世紀之際,由於撰修《四庫全書》之外部因素,與清代學者對於宋明理學反動的內在因素,考據學遂成為乾嘉之際的學術主流。考據學對於不同版本的相互參照、原始材料的重視,也帶動了學者對於古代金石碑版研究的重視。乾隆十六年(1751),乾隆皇帝命梁詩正等編撰內府所藏的古代青銅器圖錄,採用西洋新輸入的銅板印刷術出版《西清古鑑》四十卷。不僅官方如此重視金石學的發展,學者如阮元(1764-1849)與畢沅(1730-1797)於嘉慶年間前往山東任官之時,採集了大量的金石資料,後成《山左金石志》二十四卷。由於接觸到大量的古代金石材料以及考據學的訓練,遂得學者們的眼界大開。阮元的〈北碑南帖論〉與〈南北書派論〉(《揅經室集》),不僅在書法理論上發前人所未發之論,更奠定了清代碑學書法的重要理論基礎。之後,無論是包世臣(1775-1851)的《藝舟雙楫》或是康有為(1858-1927)的《廣藝舟雙楫》,無論是在對碑帖的評價或是書法創作的重北輕南上,均深受其影響。可以說,清代前期所流行的二王古典書風(Classical Tradition─雷德侯用語)與董其昌秀美書法,在乾嘉之後已為北派金石書法所取代。乾嘉之際金石考證學風鼎盛,更帶動了篆刻藝術的蓬勃發展,一時之間,名家倍出。由於新出土的資料倍增,篆刻學者們對於周、秦、漢與魏晉印風的演變有了更進一步的理解,從而也影響了他們對於古代(特別是秦、漢)印風的詮釋。無論是鄧石如(1743-1805)主張的飽滿細朱文,或是以丁敬為首的「西泠八家」對於切刀法的講求,都代表了這個時代的篆刻藝術無論是在對古代印風的理解與技法詮釋上,都已然超越了明代篆刻的侷限。更值得重視的是,類似像牛運震(1706-1758)的《金石圖》刊本,不僅精密的描摹兩漢時代的重要碑刻圖文,更觸發了趙之謙(1829-1884)將牛運震《金石圖》裡的〈嵩山少室石闕漢畫像〉引入到印章的邊款,從而開拓了中國篆刻藝術的新表現。如果說,乾嘉之際的考據學風與金石學研究帶動了清代中晚期的書法與篆刻藝術的革新,那麼我們將如何看待其對於繪畫的影響?考證學所講求的「實事求是」精神的引入,是否必然帶動文人畫家在描寫自然時會更趨近西方的「再現」模式?當金石書風開始滲透到繪畫筆墨的詮釋時,是否會對清代正統畫派「平淡天真」的美學觀與南宗的繪畫語彙(例如,披麻皴)產生衝擊?位處於十八與十九世紀交接之處的黃易,又如何在他的繪畫裡處理上述的問題?本計畫的研究目的即是把黃易的二十四開〈嵩洛訪碑圖冊〉(嘉慶元年1796)視為清代金石畫派成立初期的一個關鍵作品,進而從考據與考古、圖像的詮釋、如何再現自然、繪畫語彙的選擇與題跋內容(〈嵩洛訪碑圖冊〉每一開均有黃易與翁方綱題跋)等,探討這件作品在近代中國藝術史裡的意義。特別是,本研究將著重於金石畫派成立之初,類似像黃易這類的金石學者如何在繪畫上處理「自然」與「傳統」,「再現」與「表現」之間的衝突。
    關聯: 研究編號:NSC95-2411-H029-012
    研究期間:2006-08 ~ 2007-07
    显示于类别:[美術學系所] 國科會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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